昭妈与昭儿说：那一年，1963年的那场大雨水也很大。
　　
　　字字的叙说，点点的回忆，不禁引发了对我少年时的回想。虽然那时代艰苦但那是我幸福的年代。
　　
　　我是在天津海河边长大的，1963年的那场大水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满水面上漂浮着上游冲刷下来的 都是房檩等杂物 还有整个的草房屋顶，海河边高高垒砌了堤岸。为了保护天津，河北省淹了好几个县。
　　
　　 我家也做好了防汛准备 ，在我家的四楼顶也搭好了防雨棚准备随时逃离，把一些财物都寄放在 二楼的邻居家，那时代的社会风气很好邻里之间没有任何的隔膜，我的父亲安排好了家里一切就失踪了.... 我们全家那个急啊 .. 没一点音讯，那时我还小就知道害怕老哭 .. 十天以后我的爸爸回来了 . . 原来是抗洪救灾去了.. 那时代的人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 毛主席题词了 “一定要根治海河”
　　
　　一晃 50年过去了。
　　
　　去年北京也下了大雨新闻播报是“百年一遇”今年是“61年一遇”不知哪个大
　　呵呵
　　
　　

　　
　　 7.21大雨成了“61年来最强暴雨”，有人质疑，有人解释……根由在于1963年的那场大雨。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1963年的小事大概记不得了，但是，那场雨、那随之而来的大水、就连我那90岁高龄的老妈，也还记忆犹新。
　　
　　 那时我家住在清河，北京城北的一条河边，因为父母都在清河毛纺织厂工作，住的是工厂的家属区，一排排的平房。
　　 暴雨之前，已经下了一周的雨，我们这些放假在家的孩子，用捡来的砖头在各自的家门口精心的垒起一道小小的防水坝，大约有两、三块砖那么高；每天拆了垒、垒了拆，可有的玩了；大人出入不便了，有时还会叨唠两句。
　　 但那一天不同，爸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我们的小水坝，叮嘱我们再加高一倍！赶巧，我的手刚好骨折了，打着石膏；自然就成了监工的，指挥着弟弟妹妹很快把水坝加高到了膝盖以上，然后进屋去吃饭。
　　 饭没吃完，院子里的水突然开始上涨，老爸放下碗，回工厂去了——他是厂里的供销科长，毛纺厂的产品库、原料库都归他管。走之前，他把家里一只圆圆的胖肚子小水缸反扣着放倒，又把蜂窝煤炉子提到水缸上，对老妈说“烙点儿饼吧”。
　　
　　 留在家里的老妈和我们4个孩子迅速分工，我吊着一只胳臂，带着弟弟坐在小水坝的后面，用另一只手一瓢一瓢的往外舀水；妈妈和姐姐、妹妹一次次的把家里的床加高，先是垫了3块砖，后来一直加高到6块……
　　 当城里的郑渊洁“把家里的洗澡盆放进院里的积水中玩海战游戏”时，我们在忙于把灌进屋里的水一瓢瓢的舀出去。
　　
　　 后来，老妈叫我不要舀水了，因为水已经从屋里的地缝一股股的往上冒了，屋里屋外的水，很快就一个水平面；再后来，架在水缸上的炉子，经不住水的浮力，轰隆一声倒了，妈妈意识到要逃命了。
　　 她叮嘱姐姐、妹妹在家收拾东西，自己背着几岁的弟弟，带着我这个伤兵，蹚着大腿根深的水，往工厂的单身宿舍走去；单身宿舍的地势比家属区要高。
　　 邻居们都开始外逃，姐姐和妹妹还在家，院子里的葡萄架突然倒塌了，堵住了出院门的路，一只铁皮澡盆在水中漂着、一会儿漂进床底下、一会儿又漂出来，嘀里咣啷的，吓得妹妹魂不附体，直到妈妈赶回，再一次把她们领出来。
　　
　　 工厂把地势最高的俱乐部打开，让无处可逃的人们进去避难，我们是最早被淹的，得以先进去，在舞台上找了一块地方，铺上毯子；后来，被淹的人越来越多，只能在舞台下潮湿的地面上栖身，我这个伤兵的任务就是领着弟弟妹妹，看住我们在舞台上的“家”。
　　 妈妈带着姐姐，一次次的回去背一点吃的、用的出来，后来姐姐恶心的不肯去了，她跟我说：“黑乎乎的，漂来一大堆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扒拉开才知道是厕所里的屎漂出来了……”。
　　 半夜的时候，不知哪里的小船开进了家属区，有人在船上用喇叭喊着：“任何人都不许回家了。”
　　
　　 几百户人家挤在一个俱乐部里，孩子哭、大人叫，睡觉是不可能的，难能可贵的是，到了三班倒的时间，上后夜的工人结伴儿按时去了车间；下中班的又一起回到俱乐部，黑暗中扒拉着找自家的人……
　　 那时的工人就是那么的实诚！
　　
　　 第三天，水退了，房屋的墙壁上留下了一道将近两米深的水印，这个印记许多年都没有褪去，即使多次粉刷，直到房屋最后拆掉。
　　 没有人给送水送面包，家家户户都是自己在应对洪水。
　　 那年代我们用的是压水机，从很深的地下压出水来喝，好像也没有被污染。只是厕所中漂出来的屎汤子着实把我们恶心坏了，放假的孩子们在压水机前排队抬水，一遍遍的冲刷家里的房屋。
　　 工厂的汽笛还是按时响着、大人们还是按时的上班。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又一次大水，虽然离莲花桥很近，但住在18层楼上，几乎没什么感觉；直到看到房山的报导，心很痛！问有些糊涂了的老妈：还记得那年清河的大水吗？
　　 “记得啊，那一年，水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