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August月
418:7:5
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皑皑
  撒谎的人总是心虚理亏的,靳山旺更是如此。他借口“上军校读书”,使宋庆龄信以为真,从而如愿地离开了老太太,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欺骗了如此喜爱自己的宋庆龄,所以一想到此事,就不踏实,担心什么时候在北京见到宋庆龄。这样,不但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使老太太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从而影响他和宋庆龄之间的感情,使老太太不再看得起他。
    然而,正应了那句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话,同在首都中央领导层里转悠,又怎么能不见面呢?那次,国务院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务会议,靳山旺明知很可能会见到宋庆龄,但作为沈钧儒身边警卫的他,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护送着沈钧儒去了中.1960年至1961年,靳山旺奉命来到河北省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之前,周总理委托邓颖超在西花厅宴请了靳山旺。席间,邓大姐代表周总理敬了酒,并祝他好好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靳山旺不负周总理与邓大姐的厚望,从学校毕业后,被组织上任命为中央警卫团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继续负责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宋庆龄受到冲击的事,靳山旺也有所闻,并为此暗暗担忧,他多么希望老太太能平安无事地躲过这一劫呀!
    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宋庆龄把在北京的家搬到了后海北河沿46号。
    风景秀丽的后海北河沿,原
   更使宋庆龄震惊的是,一夜之间,北京全城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与大字报。这种骤变,使宋庆龄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意识到自己终也难逃一劫。
    被宋庆龄不幸而猜中的是,“打倒宋庆龄”的口号声,终于隐隐约约地传进了后海北河沿46号,令人惊恐地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1966年8月25日的凌晨,一群狂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终于光临了后海北河沿46号,一时间,围墙外人头攒动,红旗飘扬,口号声震天动地。幸亏东西两扇大门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守卫着,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才一时难以冲进来。
    但是,情况仍十分紧急,到了上午10时左右,红卫兵与造反派更是如潮涌至,近千人团团包围了后
  
  
经典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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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August月
313:59:9
宋庆龄文革中遭警卫胁迫 求周总理将其制服风雪
  本文摘自长篇报告文学《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建国后,先后有4位警卫战士担任宋庆龄的卫士长。其中三位都与宋庆龄结下深厚情谊,只有“文革”当中那位S警秘倒行逆施,被周总理下令采取非常措施——
    北京宋宅被冲击
    1966年夏天,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卫士长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每天都有不少红小兵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仍是那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呀,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声“他们”,确有所指。
    一天,江青来访。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参加开国大典回上海时,当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当时给宋庆龄留下的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的好印象。为此,宋庆龄后来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对别人夸奖江青,说她“有礼貌,讨人喜欢”。宋庆龄第二次见到江青,是在50年代。那次,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那天,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优雅、态度谦和、服饰得体再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今天的江青却给了她一种可近不可亲的陌生感觉,已经正式登堂入室步入政治舞台的江青,不管是服饰还是神态,都使宋庆龄分明觉察到了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骄狂之气。宋庆龄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江青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就连一边侍立着的女佣钟兴宝,也感到这个女人官架子好大,是她所见的中央高级首长夫人中最傲慢的一个。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偏偏在这个时候,从上海还传来了使宋庆龄五内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上海红卫兵视为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坟墓,砸了个稀巴烂,而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扬尸抛骨。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翌日(8月30日)天一亮,就差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向周总理倾吐心中的悲愤与忧虑,请求党中央对她亲人的坟墓予以保护。
    周恩来总理获信后拍案而起,他一边给上海民政局打去加急电话,命令当时的市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总理发话了,虽说当时上海民政局已直接控制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之流的手中,但慑于总理的威信,上海方面不得不根据总理的特别指示,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但原先墓碑上的宋庆龄等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在重新竖立的墓碑上面只剩下了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宋庆龄不好意思再去惊扰日理万机、为国家操碎了心的周总理了。
    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了
    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出大事了。隋刚从北京回上海,上海警卫处的一位领导邀他一道喝酒,俩人议及“文革”都动了肝火。结果,隋学芳因饮酒过量、脑中的毛细血管破裂,年仅38岁的他居然中风,半身不遂了。
    消息传来,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管理局另外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没几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40岁出头的警卫秘书,在本文姑且把他叫做S警秘。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地灼热与疯狂了,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高呼“打倒”与“万岁”的口号,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
    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坐到了警卫秘书的办公室,派人请来S警秘,要求他出面打招呼,谁知S警秘摆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绝执行。
    “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向S警秘这么说。
    “那,我就试试去吧。”S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答应了一句,站了起来。
    更使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在S警秘胁迫下,有人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趁火打劫,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色彩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了厨房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了火堆中,换上了毛主席语录;铺在楼梯上与楼上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要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的话,也差点被S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就连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S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音乐声,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卧室唱片盒里的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底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警卫中的另类
    S警秘在北京家中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宋庆龄忍无可忍了,她亲自修书一封,把近来发生在家中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有涉全家人安全的事情,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确保此信送到西花厅,她特派勇敢的女佣李燕娥巧妙地冲破了大门口红卫兵的封锁,只身携信来到西花厅。
    面对宋庆龄的危险境地,周恩来当即作出了两条决定:一是指示对宋庆龄后海住宅加强警卫,除了由部队担任执勤任务以外,还要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密切配合,确保宋庆龄免受外来的冲击;二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决定先礼后兵,先找S警秘好好地谈一次,为他洗洗脑子,使之明白是非好坏,从而使S警秘主动醒悟过来。
    当天(1967年5月4日),邓颖超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后海北河沿46号连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宋庆龄的,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关怀与提醒;第二个电话是直接打到警卫秘书办公室的,她用简短的一句话,就把S警秘召去了西花厅。
    面对邓颖超苦口婆心的开导与劝阻,S警秘当时唯唯诺诺,一口答应了下来,而且果真能在回到后海的一段时间里,做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邓颖超的诚恳谈话与周恩来总理向他发出的警告都抛在脑后,闹得更凶了。
    对S警秘已是仁至义尽的宋庆龄,不得不再次把家中出现的危机密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决定实施一年前暂时搁下的第二方案:对S警秘采取非常的措施!
    一天,S警刚踏进办公室,两边跃出两个人,一左一右紧紧地挽住了他的两条胳膊,同时,迅速地拔掉了他腰间的小手枪。
    “你们想干什么?”当S警秘看清身边两个人竟是门口的警卫战士后,不由惊慌失措地吼了起来。
    “对不起,我们只是奉上级命令,在对你采取非常措施的同时,向你宣布以下两件事。”
    “什么事?”
    “一是从现在你,你在这里的警卫秘书的职务被解除了;二是请你立即离开这里,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报到。”警卫战士不慌不忙地答道。
    事到如今,S警秘这才感到大事不妙:看来自己在这里的日子已到头了,那两个战士是有目的而来的,无奈之下,他只好乖乖地低下了头。
    S警秘被驱逐出后海北河沿46号后,宋庆龄又趁热打铁,撤换了那几个紧跟S警秘造反的工作人员,公布了一系列她与秘书张钰早就重新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与纪律,并把这事通知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
    宋庆龄家中,在经历两年多的混乱后,总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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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August月
213:15:32
宋庆龄和儿童剧团风雪
  儿童剧团于1947年成立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宋庆龄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掌上明珠”,倍加爱护。她指示剧团从穷孩子中招收演员,定下剧团的方针是为儿童演出,通过儿童典型的形象感染儿童,寓教育于文娱之中,不搞成人剧;指导剧团自己编写儿童剧,培养自己的第一流的乐队,选择最好的院址,并把导演、编剧派到国外观摩,使这个剧团逐步发展成为有自己的演员、编剧、布景设计和舞台管理,有自己的舞蹈班和管弦乐队的优秀演出团体。1952年国庆前夕,宋庆龄亲自率领儿童剧团从上海来到北京,于10月24日晚向中央领导人作汇报演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孩子们的演出后非常高兴。毛泽东当即提议,让孩子们到怀仁堂为首都少年儿童公演四天。邓颖超高兴地对剧团的同志说:“儿童剧团是第一个进怀仁堂演戏的。”在北京演出期间,宋庆龄特地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做客,亲自招待孩子们喝茶、吃点心。1956年儿童剧团再次赴京演出。在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中,儿童剧团的《友情》获得了演出、剧本、导演、舞台技术革新和表演等六项奖,受到广泛好评。宋庆龄闻讯后极为高兴,特地把孩子请到家里吃水饺,勉励他们多为全国少年儿童演好戏。1957年剧团扩建为儿童艺术剧院,人员发展到300余人,先后创作和演出了150多个剧目。其中《马兰花》、《小足球队》、《童心》等多次获奖。1979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轻视儿童剧的歪风,有人提出取消儿童剧院。宋庆龄当即挺身而出,于2月12、13日,连续两次致函儿童艺术剧院,严肃地告诫人们:“我创办儿童剧院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把这股歪风顶了回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宋庆龄对维护儿童合法权益、增进儿童福利、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态度之坚决,情感之深笃,和她着眼于未来的政治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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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August月
212:20:58
海伦·斯诺与宋庆龄旗袍的故事皑皑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一九九八年冬季,当我在北京各大院校巡回演讲时,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在一所大学,窗外的人群中,我发现有些人站在同伴的肩膀上以看清屋里发生着的一切。他们很有礼貌且静静地听我演讲。我给他们讲些什么呢?我给他们讲了宋庆龄的故事,讲了海伦·斯诺的故事。我问他们:"如果我们不协同行动,我们怎能解决世界上大大小小的问题呢?"在另一所大学,我演讲完后,几个女大学生找到我,问:"我们想组建帮助自己、帮助国家的行动小组。我们怎么开始呢?"
  
   这次冬季演讲引出了一九九八年三月与基金会徐文典、刘启林等官员在北京的会晤。我参观了坐落在湖边、有着漂亮花园和走廊的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我走进这个纪念馆是要捐献一件礼物--一件中国传统的真丝旗袍。它精致漂亮,曾经属于宋庆龄女士。以她名字命名的"宋庆龄基金会"在中国很有影响,它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妇女、教育、进步、健康计划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宋女士将她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其中。基金会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基金会刘副会长在北京烤鸭招待晚宴上要我将这个故事告诉那些对宋庆龄基金会感兴趣的外国机构和外国人士。基金会希望同他们就一些计划项目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开发新领域、教育新观念、组织青少年暑期出国进行教育旅行、青少年为健康禁烟运动等等……而这件旗袍的故事可以为基金会正在寻找的合作打开一扇大门。这件旗袍又是因为我发现海伦·福斯特·斯诺――埃德加·斯诺的遗孀引出的。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此书记录了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时期的会晤。每个对中国现代史感兴趣的人都听说过他。
  
   我是很偶然发现海伦·斯诺的。一天,我在伊利诺伊州埃斯顿一家"北京书店"浏览书时,发现了她的自传《我的中国岁月》。这本书隐藏在中央大街陈先生(我的一位中国友人)那令人吃惊的几千本图书中。《我的中国岁月》召唤着我。翻阅中,我看见年轻无畏的埃德加潇洒地坐在他打字机前的照片,上面写着:"送给佩格(海伦的昵称)她的配角赠。"
  
   另一张相片摄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们在上海举行婚礼的前夜。照片上的海伦很可爱。她披着毛皮大衣,好象刚从纽约第五大街上一辆大型高级轿车上走下来。此外,还有她与赛珍珠、康克清以及后来毛泽东、朱德等人在不同时间的照片。无论她是身着华贵的皮衣,还是卷曲的头发上卡着毛式帽、身穿军装打着绑腿,或是在北戴河身着泳装,她看上去就像刚刚步出"名利场"。
  
   海伦决不是点缀品。这本《我的中国岁月》不仅仅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它是海伦亲自参与那段重要历史的记录。一九三一年她第一次去上海时,年仅二十三岁。在以后的九年间,她与埃德加一道参与并记录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为年青的抗日革命学生提供庇护所。他们希望中国变革并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但埃德加和海伦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想记录下中国当时发生的一切,从而使世界不会遗漏中国的这段历史。
  
   海伦在中国创建了"工业合作社",想以此来帮助中国乡村里千千万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民众。埃德加、路易艾黎和海伦一起开始了"工合"运动。
  
   "支持工合美国委员会"也就此诞生。海伦的好友玻莉·巴伯考克穿着宋庆龄特意送的礼物旗袍在全美到处演讲募捐。这就是那件我带来捐献给宋庆龄基金会(设在宋庆龄故居内)的旗袍。
  
   斯诺夫妇离开中国后,海伦出版了许多书。因为她的杰出贡献,海伦两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她的《中国红区内情》、《续西行漫记》与埃德加的《西行漫记》一并被公认为是了解中国革命和共产党领袖的最有价值的材料。然而由于时代原因,海伦做出先出版埃德加的著作、后出版自己的著作的决定。埃德加一举成名。海伦成就了他。在她去世前不久,当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说:"我是一个做好事的人。我只不过是他的妻子。"
  
   当我一口气读完《我的中国岁月》,我的心飞到了这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备受中国革命成功者们尊敬的美国女作家身边。书中的结束语使我泪如雨下。
  
   "像老派中国人一样,我崇拜我的祖先,穿宽松如袋的裤子,品味香茗。我热爱我的老虎猫,我的一七五二年的小木屋。我爱罗伯特·瑞福特、布鲁斯·詹纳、我的老IBM 打字机、不列颠百科全书、英国电影、电视、毛茸茸的衬衫、一个温暖的家、一如既往的英语。我爱火车、巴台农神庙、(记载到一九六零年至)美国历史、烘馅饼、可口可乐、黑麦金枪鱼三明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我思绪万千。美国有人知道她存在吗?她还活着吗?她在什么地方?大约八十五、九十岁了吧!窗外,佛罗里达的阳光照耀着万物,一片辉煌。可爱的黄蝴蝶属树正盛开着红花,微风吹拂着棕榈树,湖里的喷泉那么有活力。海伦依然活着吗?我多么渴望见到她!渴望告诉她我理解她和她那不屈的精神。我想因为她做的一切而感谢她……告诉她她没被人忘记!我还要告诉她其他美国人正在继续她的事业帮助中国。但是怎么告诉她这一切呢?
  
   海伦在书中没有详述她生命中最后令人悲伤的岁月。但我仍能感觉得到。他们四零年返回美国后,埃德加与海伦离婚了。海伦在书中实事求是地提到此事。我从埃德加的书中知道他与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结了婚。我知道中国人尊敬斯诺。一九七二年毛泽东曾派他的私人医生去瑞士抢救濒死的埃德加。但是海伦呢?我一定得找到她!我办到了!我找到了海伦!我在康涅狄克州一家疗养院里发现了她。虽然她身无分文,遭受着病痛,双耳失聪,但她的思维仍像钟那样明晰、准确。当我告诉她我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到来时,她抚摸着我的面颊说:"你为我的书而来!你该再早些来,我们就能一起工作了。"
  
   如果没有我九十四岁的老朋友亨利帮忙,我或许永远找不到海伦。亨利夫妇同中国的关系很深。当我读完海伦的自传后,亨利打电话约我去谈谈。他总是喜欢谈论他的妻子玻莉。亨利双耳听力很差,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亨利,你和你妻子知道海伦吗?""哦,知道啊!"他大声地回答道。
  
   玻莉与海伦不仅是好友,两人简直就是如出一辙。波莉领会"工业合作社"精神后,便在全美到处为"工合"筹款。宋庆龄得知后送了她自己的旗袍并嘱咐波莉在全美各地演讲时穿上。亨利对我说:"我们保留着这件旗袍。"
  
   由于日本的入侵,斯诺夫妇在中国得了严重营养不良症,而且筋疲力尽。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他们到达菲律宾继续为"工合"筹款。在那儿与亨利夫妇结识。亨利给了我康涅狄克州海伦的住址以及那件珍贵的旗袍。亨利对我说:"它属于中国!"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整整相隔五十八年后,这件漂亮的旗袍终于从西半球美国回归东方的中国。回到了北京后海北沿四十六号"宋庆龄故居"。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日,康涅狄克州。我参加了海伦的葬礼。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个摄制小组来了。黄华――曾经担任斯诺采访毛泽东时的翻译,后任驻联合国外交官,来了。龚普生――长征的幸存者,海伦庇护过的进步学生之一,来了。中国驻美大使来了。我、玛诺以及另外几个美国人也来了。但是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或新闻机构到来。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她所做的工作应当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历史应当记住她!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
  
  
  
  
  
经典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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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August月
211:42:29
这是宋的面首写的吧甄言
  这是宋的面首写的吧?
经典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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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612:40:39
宋庆龄与中国第一座少年宫 作者:李云风雪
  2003年6月1日,是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建立50周年纪念日,我们很自然地怀念它的创建人——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她已逝世22年了。
  1952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与各全国性的人民团体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被大会推选为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副团长郭沫若。
  不久之后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59人到达维也纳,12月22日会议结束后离开维也纳,回国途中到达布达佩斯参观,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她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访问。
  宋庆龄对当时苏联的少先宫特别感兴趣。当她看到少年儿童在校外活动的场所——少先宫参加各种小组活动,既有科技的又有文艺的和体育的,孩子们欢乐嬉笑活泼可爱,给了宋庆龄很深的印象。当时,她心中就想到中国的孩子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活动场所。1953年1月15日斯大林接见了宋庆龄团长和郭沫若副团长。
  代表团回国后,在北京停留了几天,宋庆龄马上回上海,把我叫到她家。我看到她精神很好。她告诉我,这次在苏联,会见了斯大林,看到他身体很好,谈话很幽默而风趣,特别高兴。她提到在苏联参观少先宫的情况,很想办一个如苏联少先宫那样的校外活动场地。她说:“我们不叫少先宫,就叫少年宫。现在主要解决房子与园地,而且要大一些的。”宋庆龄提到原来孙科的住宅,房子很大,而且花园也大。要我派人去看看,现在谁住在那里?调查结果是孙科的住宅已经成为药厂,因此作罢。有人提出将少年宫建在静安公园里,宋庆龄不同意,她认为公园是群众性活动园地,少年宫怎么能侵占呢?后来我们找了几处,都不合适。最后正准备请上海房地产局帮助寻找合适的房子。正巧中国福利会的一位外国友人碰到“大理石大厦”的代理人,“大理石大厦”是英国犹太人埃里·嘉道理的私人住宅。1947年他们离开上海到香港居住,这座大厦便一直空关着。得到这个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她熟悉这座大厦,1948年11月20日曾借用“大理石大厦”举办过一场“儿童福利基金募捐舞会”。宋主席要我们抓紧时间,将它租下来,建立少年宫。不久,上海房地产局将”大理石大厦“作为代管,租给了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宋庆龄对少年宫的建立,考虑得非常周到仔细。首先“少年宫”题名应该由谁来写,她不同意请书法家来写,毛泽东主席来书写最为合适。她托林伯渠同志帮助,当时他是秘书长,让他在毛主席繁忙工作的空隙设法请他题写“少年宫”三个字。1953年3月3日,宋庆龄写信给我:“毛主席很忙,我恐怕还要等一些时候,他才有空代我们题名。”1954年6月,宋庆龄从北京带回来毛主席书写的“少年宫”的宫名,并且告诉我:“林老讲毛主席写了‘少年宫’但未具名,因为办公厅规定,凡是毛主席具名的,真迹要留下,而给复印件。”
  筹建少年宫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宋庆龄决定将中国福利会的少年儿童文化馆与儿童图书馆合并于少年宫,两处的干部作为基本骨干力量,再适当补充一些对少年儿童教育有经验的同志。
  在创建时期,宋庆龄有以下指示:“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进行实践,总结经验,进行示范,积极推广,深入进行科学研究。”
  少年宫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60年,上海各区都成立了少年宫和少年之家。目前,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少年宫,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我记得宋庆龄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少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我们一定要关心爱护他们,培养教育他们,使他们得到体智德全面发展,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下去。我希望若干代以后,把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为现实。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讲的大同世界了。”
经典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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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122:48:54
英文版宋庆龄传之六皑皑(博.萨娜)
  如果她不是那样无私奉献的话,她本可以过舒适的流亡生活。但她始终自愿地战斗在激流旋涡的中心。庆龄为她的政治信仰做出了巨大牺牲,甚至不惜断绝同她家族的关系。她是一个家庭感情很重的女子。在她上海故居餐厅的正面墙上挂着她母亲的油画像(在中国,挂像的位置是很有讲究的)。她给一位朋友写了封长达5页的信,评论埃德加·斯诺《走向开端》一书中对她生活的描写。斯诺说她的父母在她结婚后与她脱离了关系,这使她非常生气。
  
  这种与家庭经常进行激烈斗争的处境实在太难为她了,尽管她对此从未有所流露。可以想象,当看到自己的妹妹宋美龄被共产党排在蒋介石旁边作为“头号战犯”,当看到宋家被列为“臭名昭著的四大家族”之一时,无论如何也是十分痛苦的。而更痛苦的是她的家族,尤其是她的妹夫蒋介石给她和她的朋友的打击。这一切意味着她的生活常常是孤寂的——不仅如此,她身为“国母”,在一个非常崇尚地位的社会里,这更使她象个孤家寡人。
  
  也许这正是她结交了一些亲密的外国朋友的原因。他们对她比大多数中国人对她更象一个普通的朋友。一位外国朋友在评论她的绘画时(她的作品被制成挂画纪念品)笑着说:“我只知道她到处信手挥毫,可我却不知道她挥的能不能算作‘画’。”这种玩笑中国人是开不出来的。
  
  她特别喜欢有几个在她面前无拘无束、坦率行事的年轻人。能够轻松一下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然而找到对她不是必恭必敬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
  
  在晚年,她收养了两个年轻的姑娘。关于此事,伊罗生在1980年有这样的评论:“论年龄足以当曾祖母了,她显然是在当时处境下不惜一切抓住宣泄母爱的机会。”很明显,这两个女孩跟她很亲近,人们都说,她简直把她们娇惯坏了。而她们似乎一点也不象她。美国记者福克斯·斯特菲尔德回忆在北京饭店见到那个大女孩子的情景时说:
  
  “她穿一条紧身短羊毛裙,一双高筒棕色皮靴和一件鲜橙色罩衫……眼圈和嘴唇画得很重,并不漂亮、却很傲慢、引人注目和性感。她看起来象是从台湾或香港来的一个电影明星。后来我经常见到她出入饭店、美发室或坐在红旗轿车中去为外国人开办的国际俱乐部看晚场电影。”
  
  ……………………
  
  庆龄孀居长达56年之久。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她才32岁,风华正茂。海伦·斯诺注意到她有“俏皮”的一面,并说:
  
  ‘她天生是个百分之百的女人,……天生是一位不适于单独在这个丑恶而又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生活的女人。天生应当受到孙中山那种人的爱怜与保护,而不应当留下来为他战斗。天生她应当是一位妻子,而不是圣女贞德。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她有无数崇拜者,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尼赫鲁给她妹妹写信曾谈到1927年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庆龄时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那些见过她的西方记者也都对她十分倾倒。
  
  ……………………
  
  庆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81年5月8日,那天她接受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4天以后她为即将出版的“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的手稿题了词。第二天,20年来一直折磨她的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复发,病情急剧恶化。5月15日,周恩来夫人探视她并传达了她已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消息。16日,她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很难说她当时是否神志清醒,能够领会这一系列“最后的荣誉”。但是,如果她清醒,她很可能会接受的,因为她的一生都是不折不扣地与共产党合作的。
  
  1981年5月29日,她因患白血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8岁。那年早些时候,她曾留下遗嘱,要求死后葬在上海的祖坟地里,同她父母和终生伴随她的佣人安置在一起。她不想葬在中山陵。她的亲密同事说,这是因为她不愿为她大办丧事。有些人回想起她很不喜欢中山陵,认为那是蒋介石沽名钓誉的成品。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她的这一决定向全世界宣告,宋庆龄不是“凯撒的遗孀”,而是一名独立的战士。尽管她为之长期艰苦奋斗的理想往往是以孙中山的名义,然而这些理想确确实实是属于她自己的。
  
  她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就是对原则信念始终不渝的忠诚献身精神。她的奉献不仅仅是一种自我牺牲,而且向人们散播了温暖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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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122:40:16
英文版宋庆龄传之五皑皑
  庆龄的朋友——女作家丁玲,30年代曾被国民党绑架过,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隔离审查5年。她对这场天罗地网般的灾难做了如下描述:
  
  “在皇帝统治下,一人失宠,株连九族。我们共产党人干的更漂亮。不仅是亲属——甚至你的读者,如果在他们家里发现你的书,也会受到惩罚。在皇帝统治下,挨整只限制在一个地方,如果你能逃掉,就安全了。在我们这里,是逃不掉的。镇压是全国性的。”
  
  1966年秋天,庆龄受到一些红卫兵的攻击,批判她“资产阶级化”——她的生活方式,她爱美,她的长头发以及她没有加入共产党等等。大约与此同时,孙中山家乡广东省为孙建立的一个纪念堂被破坏:孙被指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庆龄的上海住宅也被抄家。当伊罗生夫妇于1980年感谢庆龄在30年代送给他们的4幅挂画时,她曾暗示被抄家的事说:“我把画送给你们倒好了,否则也会被毁掉的。”
  
  1966年底,庆龄父母的坟墓遭受破坏。贴在被毁坟墓旁边的大字报上写着辱骂宋氏家族的话。按照传统习俗,出于对祖先的尊敬,墓地对中国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毁坏坟墓表示对生者和死者最大的侮辱。这一行径是对文化大革命莫大讽刺的又一事例:用旧的方式打倒旧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同样旧的东西。
  
  然而,对庆龄的威胁是短暂的。她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历史上的中国革命一脉相传,这是不能够轻易损害的。她的保护者是周恩来。周恩来主要是由于对毛的忠诚和在管理这个饱受“革命”灾难的国家中缺之不可,所以继续保持着总理的职位。他下了一道命令:“绝对不允许攻击宋庆龄同志”。她父母的坟墓修好了,修复后的照片送给庆龄看,问她对修复工作是否满意,军队被派去警卫墓地和她的住宅。
  
  保护庆龄决非轻而易举。文化大革命显赫的领袖江青怨恨孙夫人,因为她一直是中国第一号妇女领袖,而江青认为这一位置应当属于自己。在同美国社会学家威特克谈话时发表的对中国妇女的长篇评论中,江青一次也未提到孙夫人的名字。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巧妙手腕,江青的嫉妒(对庆龄)可能意味着大难临头。这个报复心重的女人的很多敌人都受到迫害,并被逼自杀。周很明白,当时保护任何人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毛的语录。在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日时,他大段引用了毛在1956年写的关于孙的一篇文章。毛在这篇文章中肯定了孙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手奏效了。
  
  尽管从此以后她不会受到直接迫害了,但庆龄那时既不安全又无权力。她在高度紧张不安中生活,除在国家庆典时被推出来作为陪衬外,基本上不出门会客。当时任何朋友间的交往都可能被视为组织“反党集团”,任何朋友聚会都可能被怀疑为进行“反革命活动”。庆龄偶尔给朋友们写张便条,总要加上“读后烧毁”的附言。
  
  她的一切活动都被停止或取消。当一个亲密的同事、《中国建设》编辑部第一任主席被捕(后被逼自杀)时,庆龄后来写道:“我设法见到他,但没能成功。他受到哪些指控?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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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122:36:47
英文版宋庆龄传之四皑皑
  庆龄所起的那种不可取代的作用和特殊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她从事的具体工作,并超越了她象征性的重要身份。1957年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会议时,要庆龄参加代表团同往。她是会上唯一的非共产党员代表。毛在会议结束签署宣言时,请她坐在他的身边。
  
  她忠于人民,富有魅力,落落大方,为中国创造了最美好的形象。她多次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在全世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詹姆斯·贝特兰写道:
  
  “1955年潘迪特·尼赫鲁在德里欢迎她时,他的语调是他向欧洲来访者致欢迎词时从未使用过的。他说道:‘不管中国近年来发生了何等猛烈的暴风骤雨,她的信仰从未动摇过。她的声音一直在呼唤着和平。’”
  
  “尼赫鲁的卧室里有两张女人的照片,一张是他已故的妻子,另一张就是孙夫人。”
  
  她在国内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用于接待外国贵宾的。不只一个外宾发表过这样的评论:“中国共产党既然吸引了象她那样的人,他们就一定有点什么道理。”
  
  在中国领导层中她成为关于西方的某种权威。特别是在中国与世隔绝的岁月里,她使他们对在中国很难见到的西方方式有一点体会,多一点理解。在她的餐桌上,你可以吃到美国式的配以奶酪的通心粉,庆龄称之为她的“家庭拿手好菜”。饭后喝咖啡,而不是绿茶。有时跟咖啡一块儿上瓜特罗,这是她喜爱的一种餐后酒。刘少奇夫人曾以怀念的心情回忆庆龄教她怎样煮咖啡。她在同丈夫、国家主席出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常常写信给孙夫人讨教服装打扮、言谈举止和社交礼节等问题。每当此时,庆龄就写信做详细指导,例如:“睡前要关掉空调器,以防感冒”,“少吃生冷食品”等等。
  
   共产党政府很感激庆龄的贡献,回报以关心和体贴,为她提供贵夫人的生活待遇。她在北京的住宅就是一座宫殿,并有许多佣人。这所住宅原来是庆龄丈夫领导的1911年革命推翻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家。在很多家庭只有一间屋子的情况下,这所巨厦招致了对孙夫人生活豪华的一些批评。但孙夫人并未感到于心有愧。她同人民中国其他领导人一样,从来都宣称他们不赞成平均主义。在旧中国,她的家产本来可以为她提供百倍奢华的生活,她也可以象她的兄弟姐妹那样积累大量财富。但她放弃了这一切,选择了简朴的生活道路。她认为过去的富有和豪华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而现在不是了。她以安然的心情享受舒适的生活。话说回来,在中国好象受人尊敬、有地位就总要有些特权。如果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为她提供那样富丽堂皇的住宅,他们反而会被视为有失公正,安排不当。
  
  庆龄和共产党领导人是互相理解的。她同他们的个人关系也不错。她很钦佩周恩来。有时她举行舞会,并同周恩来翩翩起舞。(据她的一个老朋友说:“毛也去跳过,但据我所知,跳得不那么灵活。”)
  
  她同毛的关系似乎没到朋友的地步。解放以后的整个期间,她同毛私人会见和谈话只有很少几次——虽然这对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来说也并非不寻常的事。毛几乎没什么私人朋友。尽管如此,庆龄同他在一起时还是显得很轻松。毛时常感到很孤独,因为他的思想常常超越大多数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他对法国小说家(后来的内阁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说:“我独自与群众在一起。等待着干部们跟上来。”他喜欢引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名句: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阳春白雪(古代楚国的皇家曲调)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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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122:33:54
英文版宋庆龄传记之三皑皑
  1949年5月共产党到达上海时,庆龄留在那里。那时她家所有的人都已离开或逃出中国。她的兄弟姐妹在美国。她的继子孙科去了法国。只有她独自选择了共产党。
  
  举国欢迎共产党,毛泽东许诺将建立一个廉洁、有为的政府,前途充满光明,激动人心。庆龄和全国人民一样热情高涨。
  
  1949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庆龄在上海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一首热情的赞歌,她说:“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为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做准备,并选定北京为新首都。毛泽东和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写信恳请庆龄驾临北京参加新政府。周夫人邓颖超奉派携信去上海。最初庆龄未接受邀请。她说,北京是她伤心之地,因为孙中山是在那里去世的。但,周夫人很快说服了她(囿于传统习俗,中国人对邀请总是要首先礼让一番)。1949年9月1日,她乘火车抵达新首都北京。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到火车站接她。
  1952年,当庆龄的著作《为新中国奋斗》的英文本在北京出版时,她把此书献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2月,她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在那里,她和布雷赫特、萨特雷、阿拉贡、爱伦堡及其他激进派杰出人物坐在同一讲坛上。
  
  她积极参与指控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部进行细菌战的运动。与庆龄在战时重庆相识的印度记者弗兰克·莫雷斯于1952年去上海访问她,看到她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漫画,把他画成了一个张牙舞爪的臭虫,一只手抓着一块和平招牌,另一只手抱着一个装满带菌毒虫的容器。孙夫人指着这幅画笑了。
  
  庆龄在从事国际和平运动的同时,积极促进中苏友谊,而且还于1953年1月中旬,在从维也纳回国途中会见了斯大林。她是最后同斯大林会面的外国人之一。斯大林对庆龄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记录在案的仅有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
  
  庆龄积极地工作,甚至几年前已诊断出的白血病似乎也有所好转。1966年前夕,她写了一篇总结人民共和国16年历程的长篇文章。她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胜利”。
  
  庆龄尽管全心投入事业,却不参与实质性的决策。她的职位主要是荣誉性和象征性的。同共产党长期并肩战斗,使她赢得了崇高威望。她留在大陆这一事实就使共产党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她自然是有权力的。然而,她并没有控制事态或决定方向的权力。很明显,她对自己所起的作用并不介意。她与毛的妻子江青不同,后者曾对美国作家罗克珊·威特克说:“写作是你的本行,我的本行是领导革命。”庆龄从不为自己谋求权力。正如伊罗生所说:“这是她一生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而终未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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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122:29:26
英文版宋庆龄传之二皑皑
  尽管孙身居高位,胸怀宏图大略,但事实上,他是广州军阀的阶下囚。1918年4月,他失去了大元帅的称号,5月间,他被迫辞职。他与宋庆龄重返上海。1918年5月3日,庆龄在她父亲临终前及时回到他的病榻前,当时她父亲年仅52岁。
  
  此后孙夫妇留沪两年。在那里,庆龄和孙中山一起编辑出版孙过去发表的演说和文章。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各方面的人孙都不能得罪。庆龄告诉埃德加·斯诺说:
  
  “他有时说话是很保守的,这是为了投合听众的口味,因为他需要那些保守派的支持;他对文集内容的选择也很小心,以避免分裂他的追随者。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达到目的的途径,他经常这样提醒我,‘要用中国的办法,绕弯子,千万不可直截了当。’”
  说起孙的演讲,庆龄把头一仰笑着说:“他都是即席讲话,完全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不同的听众而定。我在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紧张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他下面要说些什么。”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庆龄帮助孙澄清了一些时而产生的模糊思想,并促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立场更加激进。
  
  度过两年的平静生活之后,局势的发展使庆龄和孙突然再下广州。1920年10月,孙的一个同盟者在广州夺取了政权,邀请孙夫妇回去。
  
  在此期间,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中国历史,同时也对孙和庆龄的思想行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会者中有毛泽东。被选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并未出席,当时他正在广州与孙中山一起工作。陈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是在中国任何一届政府中任职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孙中山借此项任命及其他手段来与他政权中的国民党保守分子的压力抗衡。
  
  孙中山是想以广州为基地北伐,而广州的商人却不满于用他们的钱来统一中国,他们组织了一次反对孙的叛乱。1922年6月15日,叛军向孙的官邸卫队开火。显然,此事出乎孙一家的意料。两天以前,庆龄的姐姐蔼龄和她的幼女罗莎蒙德(以庆龄两个美国名字之一命名)还住在孙夫妇家里。庆龄还要求蔼龄把她的女儿留在广州多住几天。
  
  庆龄写了一篇题为《广州脱险》的纪实,许多中国人将此文视为经典著作。这是已发表的记叙她所经历的种种危险的唯一文章:
  
  “6月16日凌晨2时许,我正在酣梦中,忽被孙中山先生喊醒。他催我速起整装,说形势危急,必须逃离……。
  
  “我想带着一个女人出走很不方便,我请求他暂时把我留下。我对他说,我是个老百姓,不致有危险。最后他才认为我言之有理。但他把50名卫队全部留下来保护我,然后只身离去。
  
  “他走后半小时,……附近枪声四起,……叛军从两侧踞高临下向我们的住宅射击,大喊‘打死孙文!打死孙文!’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敌兵,我们的小卫队只好按兵不动,在黑暗中我只能模糊地看到卫队蹲伏的身影。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用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发炮弹击毁了我们的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有一位侍从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不知击毙多少敌人。到了8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卫队停止回击,只留几盒子弹,等候着最后的决斗。
  
  此时情势,勾留也没有意义了。队长劝我下山,为唯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50名卫兵竟无一幸免于难。
  
  “同我走的有两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我们4人,手里拿着一些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我们听见四面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两次子弹由我鬓边掠过,险些受伤……。
  
  “自上午8时至下午4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地四射。有一次在我离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
  
  “到4时,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兵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让我平安出险,但那位军官说他不能担保我的安全,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不能约束他们。正在说话间,前面两层铁大门打开了。敌人一轰而进,我们的士兵子弹已竭,只好将枪放下。我只见四周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们。顿时就把我们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刺开,大家拼命地乱抢东西。我们乘这个机会逃开,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窜的士卒,另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进来抢劫的匪兵。幸而我头戴着姚副官的草帽,身上又披着中山先生的雨衣,才从那混乱的人群里脱险而出。
  
  “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心想再也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四周横七竖八躺着的都是死尸,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居民,脑部刺开,断腿失臂地横躺在街上的血泊中。这时,我看见一个极奇异的景象,就是两个人在街道的屋檐下相对蹲着,我们奔过时,看见他们眼睛不动,才知道他们已死了,也许是因为被一颗流弹击毙的。
  
  “正走之时,忽有一队士兵由小巷奔出,向我们一头射击。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匪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去抢劫了。我们爬起来又跑,卫兵劝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要昏倒。大约过了半小时,枪声渐小,我们跑到一家矮小的农舍去躲避,屋中的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怕受连累。正在此时,我昏倒在地。
  
  “醒过来时,两位卫兵正在给我浇冷水,给我扇扇子。其中一个卫兵跑出门外去观动静,就在这一刹那间,忽然一阵枪声,在屋内的那个卫兵赶紧把门关上,并小声报告我外面的卫兵中弹,也许殒命了。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成村妇,那个卫兵扮作小贩,离开这间农舍。途中,我拾起一只篮子和几根菜叶,把它提在手中。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早晨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最后才听见战舰开火的炮声,才使我顿释重负,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次日凌晨,仍旧化装为村妇,我逃到沙面,由一位铁匠同志替我找了一艘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看见几艘满载抢掠品及少女的船只,被陈炯明的军队劫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我离开广州真巧,因为那天下午,我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了。
  
  “那天晚上,经过生死搏斗,我终于在舰上与中山先生重逢。后来我又化装去香港,搭轮来沪。”
  
  在逃难中,庆龄本已有孕在身,终致流产,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国内外风云变幻,在国际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已巩固下来,而且它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怀有极大的兴趣。庆龄和孙日益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寻找出路。孙中山的转变是由于对西方列强的幻想不断破灭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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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122:24:46
英文版宋庆龄传之一皑皑
  虽然屡经艰险,庆龄似乎认为她与孙中山的婚后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举行婚礼后,她立刻写信给她在美国的同学说:“我很幸福,尽力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有了长足进步,现在已能看懂法文报纸,不费力地边读边译。可见结婚对我来说如同上学,只是不需为‘考试’操心。”庆龄充当了孙的翻译、机要员和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庆龄还得学着过公众生活。她写信给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说:
  
  “你们知道我最不喜欢出头露面,但自从结婚后,我不得不参加本想逃避的活动。中国人不象欧洲人,他们往往不把伟大的称号和荣誉授予当之无愧的人,而授予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我每天都要会见不少人,事实上是社会环境逼迫我从小天地中走出来。我对某些人杜撰的有关我在梅肯的报道感到惊讶不已。比如,我听说谣传我在结婚之前,曾是革命党人的间谍!说我经历的各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倒象我做的许多恶梦,但是我肯定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些梦呀!”
  
   今天的人们往往不能意识到庆龄的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是如何之远。当时,中国妇女是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大多数城市妇女都缠脚。妻子不能与丈夫一起参加任何社交活动,那是男人专有的。庆龄是第一个与丈夫一起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的中国妇女,几乎在所有集会中她都是出席者中唯一的女性,更重要的是她不只是丈夫的配偶,而且是孙在政治上完全称职的同事。事实上,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履行“第一夫人”职责的政治领袖的妻子。她不仅早于伊莉诺·罗斯福成为“第一夫人”,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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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122:13:54
孙夫人的助手金仲华之死皑皑
  宋庆龄(在香港)在1938年给友人的信中说“有时我总是想像自己越来越年轻,但是当我坐到镜子前时,肯定会失望!”20多年的时间就在为理想的奋争中度过了。宋庆龄执著理想的程度让人感慨,人们往往是这样,忙起来的时候会忘了时间流逝,自己的容颜等等。
   宋的工作得到了她的助手的协助,金仲华与宋庆龄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但在文革中却受尽迫害:
   关于江青一伙罪犯在上海建立的新政府里那些人如何对金迫害致死,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后来,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金仲华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他们不准他与外面的人接触。我想设法同他见一面,也没成功。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接连不断地对他进行审讯、批斗。……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颠倒,成了败坏他的名誉的‘罪证’。……他一直确认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主席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却被指控‘反对毛主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谊,他曾和许多外国朋友接触过、一起工作过,就因为这,他被诬为‘外国间谍’。他与周总理在各个时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审讯人员’辱骂他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想打倒周总理。在迫害金仲华的过程中,江青的恶意中伤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话都被那些爪牙们奉为圣旨。张春桥也施展了阴险毒辣的伎俩。”
   有一件事她没有谈到,也可能她始终不知道,那就是金仲华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要他交出多年来她给他的信件,但金宁死不从。由于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金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含冤自杀”爱泼斯坦〈宋庆龄传〉
   宋庆龄愤怒地质问:“金仲华到底犯了什么醉?”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其实那个时代黑的也能说的白的。是非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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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014:28:2
英国出版的《孙中山夫人》中的一段描述风雪
  英国出版的《孙中山夫人》一书,转引了作家约翰•根舍(原名不详)所写的他1938年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时的印象:“我想像中的孙夫人有点像维多利亚女皇,孀居服饰,心如死灰,令人望而生畏,等等。但是我见到的孙夫人,即使在她的年龄,仍像一位二十八岁的姑娘。她尽管纤弱,却雍容华贵,明快活泼,身材好似一尊完美无瑕的雕像。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一位历史性的革命人物,倒像是一个刚刚跨进事业门槛、生气勃勃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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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July月
2014:24:18
关于宋庆龄风雪
  斯诺写道:“庆龄喜欢美的东西,她的家具陈设寥寥无几,可总是得体大方。她家里永远是那样洁净,使人觉得温暖朴素。她还有一些珍贵的画卷,异国情调的鲜花给她的房间增添了光彩。她的长袍颜色素净,式样活泼,她衣着总是很考究,乌黑的头发梳成一个髻端正地盘在脑后,烘托出精巧的脸部轮廓。除了一个玉发夹或别针外,她很少戴其他饰物。”
  
   后来嫁给中国政治家王炳南的德国姑娘王安娜也谈到宋庆龄身上的中国女性的特点:“在我初次站在孙夫人面前时,我和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样,都惊叹她的美。在宋家三姐妹中,毋庸争论,她是长得最美的。但她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态度自然,具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温文尔雅。每当我和她接触时,我一再感到,她那并不引人注目的质朴的态度,和她的弟弟及姐妹比较起来,美国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她的每一姿态都给人以一种羞怯感,她每每压制自己,不使自己的柔情表露出来。孙夫人说起话来细声慢气。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她的声音柔和、安详,和妇女的身份特别相称’。”
  
   不愿意表现自己、不习惯抛头露面,这是宋庆龄的另一性格特点。
  
   项美丽这样写道:“孙夫人在多年的现实活动中给人留下简朴和自制的印象。她个人总是保持低调——服饰淡雅,寓所绝对简单、实用。当她公开露面发表演说时,人们会觉得她是在勉力而为。但是她的声音和她的词语是坚强有力的。当局势需要时,她能做到坦率,甚至激烈;譬如当她被激怒时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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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宇:伟大的您
您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这就是您,我国伟大的女性宋庆龄!祖国的山山水水,无限风光将永远和您在一起!
(2012/3/31 18: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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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皑皑: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2005/8/4 18:21:15)
十年动乱开始了,隋家两姐妹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隋永洁甚至连上中学的机会也没有。宋庆龄就在家中,利用她娴熟的英文,亲自教授永洁学习英语,学习最基础的文化课。两个孩子偶感风寒,宋庆龄还冒着被人认出来围观的风险,亲自带着她们到国际和平妇幼医院去看病、取药。
    靳山旺从江西归来看望宋庆龄时,形势已有所好转,永清与永洁已恢复了正常上学读书的生活,而且宋庆龄已根据她们的特长,安排她们学习将来可以立足谋生的专业技术。宋庆龄1974年8月26日给王安娜的信中,就已提到了这事:
    “……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女孩叫永清和永洁,正在学医和芭蕾舞。两个姑娘很有趣,父母在上海。我喜欢与她们在一起生活......
  

□皑皑: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2005/8/4 18:07:05)
撒谎的人总是心虚理亏的,靳山旺更是如此。他借口“上军校读书”,使宋庆龄信以为真,从而如愿地离开了老太太,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欺骗了如此喜爱自己的宋庆龄,所以一想到此事,就不踏实,担心什么时候在北京见到宋庆龄。这样,不但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使老太太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从而影响他和宋庆龄之间的感情,使老太太不再看得起他。
    然而,正应了那句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话,同在首都中央领导层里转悠,又怎么能不见面呢?那次,国务院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务会议,靳山旺明知很可能会见到宋庆龄,但作为沈钧儒身边警卫的他,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护送着沈钧儒去了中.1960年至1961年,靳山旺奉命来到河北省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之前,周总理委托邓颖超在西花厅宴请了靳山旺。席间,邓大姐代表周总理敬了酒,并祝他好好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靳山旺不负周总理与邓大姐的厚望,从学校毕业后,被组织上任命为中央警卫团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继续负责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宋庆龄受到冲击的事,靳山旺也有所闻,并为此暗暗担忧,他多么希望老太太能平安无事地躲过这一劫呀!
    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宋庆龄把在北京的家搬到了后海北河沿46号。
    风景秀丽的后海北河沿,原
   更使宋庆龄震惊的是,一夜之间,北京全城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与大字报。这种骤变,使宋庆龄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意识到自己终也难逃一劫。
    被宋庆龄不幸而猜中的是,“打倒宋庆龄”的口号声,终于隐隐约约地传进了后海北河沿46号,令人惊恐地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1966年8月25日的凌晨,一群狂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终于光临了后海北河沿46号,一时间,围墙外人头攒动,红旗飘扬,口号声震天动地。幸亏东西两扇大门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守卫着,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才一时难以冲进来。
    但是,情况仍十分紧急,到了上午10时左右,红卫兵与造反派更是如潮涌至,近千人团团包围了后
  
  

□风雪:英国出版的《孙中山夫人》中的一段描述(2005/7/20 14:28:03)
英国出版的《孙中山夫人》一书,转引了作家约翰•根舍(原名不详)所写的他1938年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时的印象:“我想像中的孙夫人有点像维多利亚女皇,孀居服饰,心如死灰,令人望而生畏,等等。但是我见到的孙夫人,即使在她的年龄,仍像一位二十八岁的姑娘。她尽管纤弱,却雍容华贵,明快活泼,身材好似一尊完美无瑕的雕像。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一位历史性的革命人物,倒像是一个刚刚跨进事业门槛、生气勃勃的少女。”

□皑皑:英文版宋庆龄传之二(2005/7/21 22:29:27)
尽管孙身居高位,胸怀宏图大略,但事实上,他是广州军阀的阶下囚。1918年4月,他失去了大元帅的称号,5月间,他被迫辞职。他与宋庆龄重返上海。1918年5月3日,庆龄在她父亲临终前及时回到他的病榻前,当时她父亲年仅52岁。
  
  此后孙夫妇留沪两年。在那里,庆龄和孙中山一起编辑出版孙过去发表的演说和文章。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各方面的人孙都不能得罪。庆龄告诉埃德加·斯诺说:
  
  “他有时说话是很保守的,这是为了投合听众的口味,因为他需要那些保守派的支持;他对文集内容的选择也很小心,以避免分裂他的追随者。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达到目的的途径,他经常这样提醒我,‘要用中国的办法,绕弯子,千万不可直截了当。’”
  说起孙的演讲,庆龄把头一仰笑着说:“他都是即席讲话,完全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不同的听众而定。我在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紧张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他下面要说些什么。”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庆龄帮助孙澄清了一些时而产生的模糊思想,并促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立场更加激进。
  
  度过两年的平静生活之后,局势的发展使庆龄和孙突然再下广州。1920年10月,孙的一个同盟者在广州夺取了政权,邀请孙夫妇回去。
  
  在此期间,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中国历史,同时也对孙和庆龄的思想行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会者中有毛泽东。被选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并未出席,当时他正在广州与孙中山一起工作。陈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是在中国任何一届政府中任职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孙中山借此项任命及其他手段来与他政权中的国民党保守分子的压力抗衡。
  
  孙中山是想以广州为基地北伐,而广州的商人却不满于用他们的钱来统一中国,他们组织了一次反对孙的叛乱。1922年6月15日,叛军向孙的官邸卫队开火。显然,此事出乎孙一家的意料。两天以前,庆龄的姐姐蔼龄和她的幼女罗莎蒙德(以庆龄两个美国名字之一命名)还住在孙夫妇家里。庆龄还要求蔼龄把她的女儿留在广州多住几天。
  
  庆龄写了一篇题为《广州脱险》的纪实,许多中国人将此文视为经典著作。这是已发表的记叙她所经历的种种危险的唯一文章:
  
  “6月16日凌晨2时许,我正在酣梦中,忽被孙中山先生喊醒。他催我速起整装,说形势危急,必须逃离……。
  
  “我想带着一个女人出走很不方便,我请求他暂时把我留下。我对他说,我是个老百姓,不致有危险。最后他才认为我言之有理。但他把50名卫队全部留下来保护我,然后只身离去。
  
  “他走后半小时,……附近枪声四起,……叛军从两侧踞高临下向我们的住宅射击,大喊‘打死孙文!打死孙文!’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敌兵,我们的小卫队只好按兵不动,在黑暗中我只能模糊地看到卫队蹲伏的身影。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用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发炮弹击毁了我们的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有一位侍从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不知击毙多少敌人。到了8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卫队停止回击,只留几盒子弹,等候着最后的决斗。
  
  此时情势,勾留也没有意义了。队长劝我下山,为唯一安全之计。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50名卫兵竟无一幸免于难。
  
  “同我走的有两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我们4人,手里拿着一些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我们听见四面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两次子弹由我鬓边掠过,险些受伤……。
  
  “自上午8时至下午4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地四射。有一次在我离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
  
  “到4时,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兵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让我平安出险,但那位军官说他不能担保我的安全,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不能约束他们。正在说话间,前面两层铁大门打开了。敌人一轰而进,我们的士兵子弹已竭,只好将枪放下。我只见四周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们。顿时就把我们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刺开,大家拼命地乱抢东西。我们乘这个机会逃开,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窜的士卒,另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进来抢劫的匪兵。幸而我头戴着姚副官的草帽,身上又披着中山先生的雨衣,才从那混乱的人群里脱险而出。
  
  “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心想再也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四周横七竖八躺着的都是死尸,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居民,脑部刺开,断腿失臂地横躺在街上的血泊中。这时,我看见一个极奇异的景象,就是两个人在街道的屋檐下相对蹲着,我们奔过时,看见他们眼睛不动,才知道他们已死了,也许是因为被一颗流弹击毙的。
  
  “正走之时,忽有一队士兵由小巷奔出,向我们一头射击。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匪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去抢劫了。我们爬起来又跑,卫兵劝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要昏倒。大约过了半小时,枪声渐小,我们跑到一家矮小的农舍去躲避,屋中的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怕受连累。正在此时,我昏倒在地。
  
  “醒过来时,两位卫兵正在给我浇冷水,给我扇扇子。其中一个卫兵跑出门外去观动静,就在这一刹那间,忽然一阵枪声,在屋内的那个卫兵赶紧把门关上,并小声报告我外面的卫兵中弹,也许殒命了。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成村妇,那个卫兵扮作小贩,离开这间农舍。途中,我拾起一只篮子和几根菜叶,把它提在手中。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早晨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最后才听见战舰开火的炮声,才使我顿释重负,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次日凌晨,仍旧化装为村妇,我逃到沙面,由一位铁匠同志替我找了一艘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看见几艘满载抢掠品及少女的船只,被陈炯明的军队劫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我离开广州真巧,因为那天下午,我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了。
  
  “那天晚上,经过生死搏斗,我终于在舰上与中山先生重逢。后来我又化装去香港,搭轮来沪。”
  
  在逃难中,庆龄本已有孕在身,终致流产,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国内外风云变幻,在国际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已巩固下来,而且它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怀有极大的兴趣。庆龄和孙日益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寻找出路。孙中山的转变是由于对西方列强的幻想不断破灭而形成的。
  
  

□皑皑:英文版宋庆龄传之一(2005/7/21 22:24:46)
虽然屡经艰险,庆龄似乎认为她与孙中山的婚后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举行婚礼后,她立刻写信给她在美国的同学说:“我很幸福,尽力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有了长足进步,现在已能看懂法文报纸,不费力地边读边译。可见结婚对我来说如同上学,只是不需为‘考试’操心。”庆龄充当了孙的翻译、机要员和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庆龄还得学着过公众生活。她写信给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说:
  
  “你们知道我最不喜欢出头露面,但自从结婚后,我不得不参加本想逃避的活动。中国人不象欧洲人,他们往往不把伟大的称号和荣誉授予当之无愧的人,而授予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我每天都要会见不少人,事实上是社会环境逼迫我从小天地中走出来。我对某些人杜撰的有关我在梅肯的报道感到惊讶不已。比如,我听说谣传我在结婚之前,曾是革命党人的间谍!说我经历的各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倒象我做的许多恶梦,但是我肯定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些梦呀!”
  
   今天的人们往往不能意识到庆龄的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是如何之远。当时,中国妇女是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大多数城市妇女都缠脚。妻子不能与丈夫一起参加任何社交活动,那是男人专有的。庆龄是第一个与丈夫一起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的中国妇女,几乎在所有集会中她都是出席者中唯一的女性,更重要的是她不只是丈夫的配偶,而且是孙在政治上完全称职的同事。事实上,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履行“第一夫人”职责的政治领袖的妻子。她不仅早于伊莉诺·罗斯福成为“第一夫人”,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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